“过了！过了”昨天上午，老徐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地喊着。

“过来？过来？”当时的我，也没有完全分辨清楚老徐的心情，是兴奋，还是着急，或者是慌张？以至于我把“过了”听成了“过来”。一愣，以为是他在兰州出了什么事情。

正在纳闷之时，电话利突然传出“445”。哦，我恍然大悟，今天是出英语四六级成绩的日子，原来老徐的四级终于过了。 怪不得，他会对着电话疯喊，也不管我的耳膜是不是受得了，我还真的着实被他紧张了一阵子。

“呵呵，好啊，你终于脱贫致富了！”我笑言。

老徐说，他前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着。昨天一大早起来，连脸都没洗，就跑到网吧去查成绩了。“老谢啊 ，努力总还是有回报的。”

我明白，老徐的这句话有多重的分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老徐这已经是第五次考四级了，他也是我们宿舍过四级的最后一个。因为英语的基础并不是很好，大学三年来，四级一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老徐心头。不能说前四次他都很认真很努力，但是我能看到，他一次比一次重视，也一次比一次付出的更多。

还记得在实习的时候，老徐给我打电话，说过实习之余，免不了说说四级。他说，让我说说他，好让他更明确自己该如何努力。我当时说，“我说过的也不少了吧，再说你都要嫌我罗嗦了。”其实我知道，老徐心里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办，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我相信他对待四级会像对待别的事情一样，踏踏实实地做好。

“五一”过后，老徐就结束了在西安的实习，跑回学校准备考四级了。当我5月18号回到学校以后，我发现他真的是变了，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为四级，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自然，他昨天会感叹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老徐告诉我，他会学校之后，要好好请我们吃一顿。呵呵，吃饭是小事，不过兄弟几个真的该为他好好庆祝一下！

也许是太兴奋了，昨天下午，老徐又在电话里说，“不瞒你说，我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才渐渐平静下来。”

昨天晚上，同在兰州的小鹏要和老徐去喝酒。而我和小许因为在学校，没法赶过去，那就等下次吧，等下次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为老徐举杯！

调皮得不得了的欢欢，是二姐的女儿，今年6岁，马上就要走进学堂，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去伯父家之前，给伯父伯母打过几次电话。电话里头，总能听到欢欢尖尖的叫声，“舅舅要来了！舅舅要来了！”言语中，透露出小姑娘无比的兴奋。后来从伯母口中得知，欢欢常常因为自己在绍兴有我这个舅舅感到“了不起”，还经常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吹嘘”一下。

也许是三年前她还小，印象当中欢欢也并不是那么爱说话。而现在，除非她睡觉，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止”她说话。

毕竟是小孩子，可爱的欢欢也有不少调皮任性的时候。在小姑娘眼里，几乎就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没有哪一个不敢顶撞的。假期待在伯父家里，满院子满屋子地玩，玩得性子野了，啥也不在乎。伯父伯母说上她一句，就顶开了，“臭爷爷！”“臭奶奶！”……

但是就像我伯父说的那样，欢欢年纪虽小，但却经常能冒出一两句不像孩子的成熟的话，让人又好笑，又好气！

欢欢要学琴的前一天，已经在张掖待了两天的我，准备和伯父回高台。还没有把心收拢来的欢欢不想让我走，死活都要跟着我们一起回去。二姐自然不让，小姑娘竟然说，“你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妈妈！”把二姐简直无奈得啊！

到了张掖汽车站，我和伯父买好车票就坐上了汽车。车还没开，二姐就抱着欢欢和我们一起坐着聊天。聊着聊着，车突然要开了，二姐赶紧抱起欢欢就下车。谁知道，小姑娘一下就哭了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任凭我们在车上怎么打招呼，就是不理我们。

在我回兰州前的那个周末，因为二姐和二姐夫都回伯父家，在欢欢的“央求”之下，她也总算被允许请上一天假，过来玩上一天。但是第二天一早，欢欢不得不早早地起床坐车，赶十点以前回到张掖，继续学琴。

8月6号，也就是我坐火车回兰州的那天傍晚，欢欢还特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向我道别。

小姑娘之前学舞蹈，没耐心学下去了，也没怎么学好。希望她这次选择学琴了，能真的培养起自己的兴趣来，尽管她还很小。

 

 

今天一大早，混杂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走下了“嘉峪关号”列车。在温和的朝阳中，我与11天的河西之行挥手告别。

虽已时隔三年，但戈壁滩依旧熟悉，白杨树依旧熟悉，伯父家的院子也依旧熟悉……

三年前，我曾经在结束河西之旅后，以旅行所见所感为主题写下一篇杂乱的文章，胡乱取题为“西北印象”。（文末附《西北印象》全文）

也许因为有了之前的文字，此刻，我坐在电脑屏幕面前，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提笔。三年时光流逝，然在这样的流逝之中，虽有一些事物的相对静止（如我所感受的众多的“熟悉”），但也总有一些事物以极快的速度让人不由感叹时光之飞逝。

三年，也许最能让人有这种感觉的，就应该是可爱的孩子们了。顷刻间想不出该写些什么，就陆陆续续写写在河西一同和我玩耍的三个小朋友吧。

附：西北印象

题记：奔腾的黄河拍击着两岸的悬崖峭壁，咆哮着向海天相接的地方呼啸而去。在那雄浑的黄水所流经的一片完全不同于山清水秀的江南的地方，就是广袤的大西北。

那一个时晴时雨的上午我告别了特地送我的同学，告别了噙着满眼泪水的母亲，也告别了那生养了我十八年的家乡，踏上奔驰的列车，驶向我未曾谋面的大西北，开始我的大学生涯。

初感

真正对大西北有了第一印象，是在列车过了西安之后。

老实说，来到大西北，这片略显荒凉与落后的土地上，的的确确让我产生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也让我有了一丝的落寞和郁闷。

车过西安，人也从一夜好梦中醒来，可是睡眼惺忪的我透过车窗所看到的，是那连绵不断的山——寸草不长，黄土漫漫；还有那广袤的土地——没有屋舍，却看见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辛勤劳作。对于一个从沿海城市走向大西北的人来说，失去了那份婉约与温柔，同时却得到了那份豪情与奔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土地上世世代代劳作的人们。毕竟创造了最古老的中华文明。尽管如今他们更多的只是默默地在凄凉中体味着生活所赋予他们的一切。

没落的贵族

有人说，兰州大学是没落的贵族；

也有人说，兰州大学是中国最委屈的大学。

兰大没落了吗？的确，曾经的风光早已不在，如今的兰大只是在中国高教舞台的边缘上无奈地忍受着难耐的寂寞，在无声的努力与奋斗中寻回她昨日的辉煌。

兰大委屈吗？确实，东部沿海地区与大西北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让兰大的发展举步维艰。良好生源的不足，优秀师资的流失，科研资金的匮乏，让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兰大有苦难言。

兰州大学，这所即将年满百岁的著名学府，这所注定将留下我四年的匆匆脚步的著名学府，没有北大的雍容华贵，没有复旦的浪漫温馨，也没有浙大的轻灵飘逸，但她始终用自己的方式驻守着大西北，防止着西部科教与人文的荒漠化，履行着她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明月*家

那一晚，是我在兰大，在大西北度过的第一个中秋之夜。

那一晚，月亮很圆，但却在流动的云层后面时隐时现，莫非真应了“月是故乡明”这句古话？

顺着陡峭的阶梯，一言不发地向着萃英山顶爬去。一路上不时递抬头仰望，期盼着那晚略显羞涩的月亮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希冀着能从皓月当空中找到一丝家的感觉，缓解一下我心头对于家的缕缕相似之情。

十八个逝去的中秋，不曾让我有过对家的深情思念，对家人团聚的强烈渴望。然而，那一晚是我真正感觉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寂寞与孤独。我没敢给家里打电话，甚至在萌生拨号念头的瞬间，我放弃了。我怕，怕自己在电话这头的哽咽在一次让电话那头脆弱的母亲潸然泪下。

终于来到了空旷的山顶，我竟呆呆地站住了，面朝东南，望眼欲穿。月亮缓缓地掀开了那层薄薄的面纱，将一缕柔和的月光洒在了我的脚下，也洒进了所有向我一样想家的人的心中。

戈壁孤坟

说实话，在我的脑海深处，对爷爷并未存有太多太深的印象。

爷爷来绍兴的那一年，我还很小；爷爷永远离开我的那一年，我也未曾懂事。可就是在我尚未将爷爷的形象完完整整地装入记忆深处时，他就已经将自己永远留在了大西北的戈壁大漠之中。

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爷爷，并没有将自己的人生书写得多么星光闪耀。恰恰相反，他是在平凡，甚至与孤寂中走完了自己略显短暂的人生。爷爷的一生是孤独的，由性格上的因素，但历史的原因无疑为他的人生增添了几分曲折与坎坷。这一切，都是在我第一次去爷爷坟前的那一个晚上，伯父告诉我的。

当我跟随伯父来到那座戈壁滩上的孤坟前时，我有点惊讶，难道一生孤寂的爷爷在九泉之下仍将忍受那份凄凉吗？“爸，伟伟来兰大上学，看你来了！”伯父的声音有些哽咽。我默默地在爷爷的坟前磕了三个头，也许，一切尽在不言中。

当鲜血洒向大地

与爷爷的孤寂的坟墓形成对照的，是时刻在手万众瞻仰的红西路军高台烈士陵园。

很多年前，有那么一支队伍，在大西北漫无边际的戈壁大漠中行进着，播种着神圣的红色火种。在那个恐怖而又残酷的年代里，中国大地上到处理想并且实践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在大西北这片荒凉而贫瘠的土地上，微弱的红色火种并没有成为人们希望中的燎原之势；相反，这片土地被鲜血染成了另一种红色，不是喜悦之红，而是悲痛之红，甚至红得让人撕心裂肺。

当鲜血洒向大地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哭泣，又有很多人在捧腹大笑。所幸的是，在那个年代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

还有一个家

“绍兴有你的一个家，大西北还有你的一个家！”这是我国庆长假待在伯父家里时，伯母经常对我说起的一句话。这里面的意思，也只有我们彼此之间才能够心领神会。

那个清冷的早晨，当我踏进伯父沂保吹降氖遣秆现厮岢的泪水，就像我们五年前在绍兴告别时那夺眶而出的泪水一样，深揪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我知道，在泪水涌出的同时，伯母的心同样也在流泪。这样的泪水，在我们相处的几天里，不止一次地落下过?

爷爷的坟旁，还有一座略小的坟，那时我堂哥——我未曾谋面过的堂哥——的坟。没有墓碑，也许是伯父和伯母不愿勾起那伤心的回忆。看到我堂哥德同学在兰大上了博士，又看到我长大成人，伯母能不落下那酸楚的泪水吗？

多年前的那场无情的车祸，让我失去的或许仅仅是一个不曾相识的堂哥，但对于伯父和伯母来说，又怎能忍受这丧子之痛呢？

大西北，还有我的一个家！

站在茫茫的戈壁之中，头顶灿烂的星空，脚踏大西北这篇颇有一番韵味的土地，我无声地感受着她的那个朴实与厚重。一颗充满激情的心正触摸着我脚下的大地……

（拙作为本人应学院刊物《西北角》之邀所写，请批评指教）

新产品推向市场之前，必定要做一个市场分析和定位。只有市场分析和定位准确，新产品进入一个经过细分的市场，以一群特定的消费者为目标，新产品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其特色和优势发挥出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这是任何一个理性经纪人的选择和追求。

面对实习，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理性经济人”，我们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是我们的竞争资本也是我们赖以实现效益最大化的“产品”，而我们对实习单位的选择则恰恰就像是我们对于“市场”的细分，对于“消费者”的定位。

那么在实习过程中，作为“理性经纪人”的我们所追求的最大化效益是什么？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学到更多的专业技能，在与众多拥有“同质化产品”（极其类似的学科背景）的“经济人”的竞争中赢得优胜，……，在实习结束后能让自己明晰地看清自己未来工作的方向，甚至是拿到一张未来工作的通行证。

要在实习中做一个真正的“理性经济人”，我们不妨也来个“市场细分”。在此，笔者大胆建议，实习，我们不妨更多地关注地方媒体，尤其是家乡所在省份的优秀省级媒体或地市级媒体。对地方媒体作出一个客观理智的选择，正是我们实现了对自身“产品”的准确定位，也更有可能将我们的竞争资本有效地转化为竞争优势，进而在竞争中胜出“对手”一筹。

笔者提出“实习不妨更多关注地方媒体”的建议，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对环境的适应。这里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等。

实习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能力方面的考验，更有心理方面的挑战。影响实习成果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心理状态。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在这个过程中，实习通常很难进入状态，心态又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而逐渐进入实习状态之后，过不了多久，实习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浪费了。

而如果同在一个省或市，各种环境则多少会有相似之处。选择在家乡所在省份的优秀省级媒体或地市级媒体实习，最直接的得益就是对以上这些环境的适应时间将大大缩短，为迅速进入实习状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省去了适应环境的时间，不但让自己延长了实习的最佳状态，从而学到更多的业务能力，而且也能有更多的时间观察了解某一地域的媒体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需求状况，为毕业后选择就业提供最直接的信息支持。

其次，对实习媒体的熟悉程度。

也许，我们还没有接受新闻学本科教育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某一份省级媒体，也一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甚至曾经和亲戚、朋友或同学谈论过其中某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报道。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也是一种资源，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充分利用起来呢？

一份媒体能够吸引人，自然会有它的可取之处。如果我们能够在接受了新闻学的理论教育之后，对这份媒体“冷眼旁观”一下，是不是能够对它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呢？如果这份媒体的确适合一个尚未真正进入新闻圈的学生锻炼成长，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它作为自己实习的理想选择。

在这里，笔者再繁琐地说一点个人体会。如果瞄准了某一省级媒体进行实习，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利用假期来个小实习，探探路。如果暂时没条件，比如说实习单位不要短期实习生，那也不妨先在省内的一些地市级媒体练练手。笔者个人认为，同省媒体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而且地市级媒体也多学习省级媒体的操作手法。因此，小实习时有针对性地选择地市级媒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未尝不可。

最后，竞争的相对优势。这一点，也最终落到了笔者所强调的“市场细分”上。

实习之前，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所拥有的产品特色和优势在哪里，我们要在竞争中取胜，该把自己放入哪一个“细分市场”中。

北京、上海、广州，强势媒体众多，而且也代表了当下最先进的新闻操作理念。但是，“市场”就那么大，而挤入“市场”的“产品”是不计其数的，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引发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我们的“产品”，也即我们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虽然不见得比别人差，但是不是必然地就具有超强的竞争力，是不是足以保证我们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对此，笔者并不持有乐观态度。

而相反，在地方媒体实习，我们无疑会具有竞争的相对优势。从众心态的影响下，很多和我们类似的“产品”涌向北京、上海、广州，而在各个省级媒体中，优秀实习生反而形成一个相对真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我们这样的优势“产品”进入“市场”，自然会成为“抢手货”，实现“效益最大化”也并非是一件难事。

“理性经济人”并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对我们如何定位自己，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同样受用。

即将结束实习的时候

看来真的是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想做事情了。整天还在对珊珊唠叨个不停，要善始善终。可是自己呢，明显在最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心浮气躁，沉不下心来了，也没有了之前的实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看自己前一篇日志，还是写在2007年4月25日。而当我写下这最后一篇日志时，我的实习已经结束了。中间，居然隔了那么长时间，惭愧啊！

4月25 日到结束实习的5月13日，其实我也几乎没干什么。尤其是4月底的最后几天，我就是又看着王增军做了一天的编辑，顺便帮忙做了一下校对工作。4月30日，我就收拾行李，回绍兴了。

“五一”过完，回到报社，已经决定，做完剩下的一个星期，就结束实习，回学校抓紧时间准备六级考试。提前和王增军说明了我的情况，于是，我走之前的任务就是和他一起，把两个剩余的成就报道做完。

本想先去湖州，把从“五一”前耽搁到“五一”后的秦兰英采访了，但她却一如既往地忙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她约定一个时间。没办法，我们只好先去宁波，采访浙江省第一位县（市）、区级政府新闻发言人，钟建波。

钟建波在杭州电视台当过三年记者，后来又有一年多新闻发言人的工作经历，对媒体，他再熟悉不过，和媒体的关系，他处理得也相当不错。

采访钟建波，和他的交流，相对来说非常轻松，我们几乎没怎么发问，他就能和我们滔滔不绝地聊。当然，有过新闻发言人的经历，他的谈话也不乏严谨和缜密。

这样一个采访对象，也许是记者最希望碰到的。谈话在很轻松很随意的氛围中进行，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虽然因为已是街道主任的钟建波工作很忙，谈话常常被电话打断，但是采访进行得却十分顺畅而又自然。

……

两个成就报道，安安心心地做完了。

4月13日，王增军值班，这一天也是我在报社待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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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某知名高校研究生

“爆打”同病房七旬老翁

4月24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中医院急诊观察室内，七旬老翁郑大伯已经安然入睡，但是突然，同病房的杭州某知名高校研究生却起身，几记重拳砸向郑老伯。遭此“爆打”的郑老伯鼻梁骨被打断，鲜血溅得衣服、床垫、床单、被套和枕头套上全是血，就连病床和一旁的墙角上也都是血。

闻此线索，我和丁原波都颇觉意外，很是困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于是，立马赶到中医院进行了采访。

采访出来后，我们也有了很多感慨，这件事情到最后，真的是三方受害啊！哪三方呢？郑老伯和他的家属、打人的研究生和他的家属，当然还有医院。

先说说郑老伯和他的家属。郑老伯也属于重症病人，在中医院已经安安稳稳地住了一个多月，可是怎么就偏偏遇上了这么一件意外奇怪的事情。家属的情绪当然很激动，矛头也直指医院。他们坚持认为，郑老伯遭此不幸，医院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医院更应该给他们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他们看来，事发之后，医院甚至是不作为的。但是家属情急之下的一些意见也未免有失偏颇。

接着说说打人的研究生和他的家属。我们赶到医院时，打人的研究生仍然熟睡着，而她的妈妈则陪在旁边，还经常拿着手机打电话，应该是给家里人吧。当妈妈的显得很憔悴，从南京赶过来陪儿子已经很辛苦了，居然还赶上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想和她有所交流。但是这位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和我们说，希望我们不要报道了，保护一下她的儿子。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已经全是泪水，身子也在发抖。说实话，我们真的也觉得这位妈妈很可怜，但是作为记者而言，怎么可能不报道呢？也许这就是我们记者通常所说的两难境地吧。

最后说说医院。医院确实也是很无奈，事情发生在医院，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是，这件事情也实在是太意外，太具有偶然性了，医院也是无发预料的。毕竟，医院不可能做到让医生或者护士24小时全天候监护在病人身边。事后，医院也及时制止了研究生的打人行为，并对郑老伯及时进行了抢救。昨天晚上，不仅医院的相关医生对郑老伯进行了会诊，而且医院的党委书记和医务科科长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做了协调工作。

更让医院觉得有苦难言的是，今天上午经过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专家会诊之后，打人的研究生疑似为精神分裂。而且据后来医院从研究生母亲出了解到，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服用过抗抑郁药物。这些病史，在病人对医生做主诉时，并没有说明。中医院的医生知识根据当时病人出现的“头晕、手抖”作出了脑膜炎或者癫痫的判断。也就是说，病人出于对自己隐私的考虑，在主诉时隐瞒了既往病史，影响了医生作出准确判断。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一位高级律师告诉我们，很难判断，有很多种可能性，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具体究竟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在我的稿子中已经有详细说明，在此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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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第一次采访专家

“闪亮五年成就报道”之教育券篇的一部分报道，我已经在周末写完了。今天还有一个要完成的任务，得采访一个专家。因为专家点评是每一篇成就报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要采访的专家，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他曾和国外学者一起，专题调研过国内的教育券制度，是相当有发言权的。

其实上周五我就试图和吴教授联系过，但是因为他碰巧出差，所以就拖到了今天。

早上到了报社后，几次给吴教授办公室打电话，但都是无人接听，我以为今天又要泡汤了。还好当我在11点左右打他手机的时候，他接了起来。但是仍然很不幸，他正在开会，和我约好中午1点左右再给他打。

等待的时间也许比较痛苦，本想早点结束采访，可以把吴教授的点评整理出来。有些事情，一拖再拖，就会让人感觉疲乏。

让我有点郁闷的是，当我1点钟的时候再次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话那边再次传来了吴华教授亲切的声音，他正在陪客人吃饭。唉，他在忙，那也没办法，只能再等等了。

当吴华教授接起办公室电话，开始接受我的采访时，已经快接近2点了。

采访还是比较顺利。等我整理完采访笔记后，发现比我们预期的字数多出了300个字。可是吴华教授的一些观点真的太有价值了，虽然字数稍微多了些，但我和王增军却怎么也不愿意把好的东西删掉，不然太可惜了。

下午，还帮丁原波改了一个通讯员的稿子。还是很多天前的事情，改的一头雾水，自己都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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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其实就是和人沟通

采访其实就是和人沟通，这一点在新闻系学生的采访课上，已经说滥了；采访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说服采访对象接受你的采访，这一点对任何一个新闻系学生来说，都是烂熟于心的。

但是，这些已经很熟悉了的东西，却只有在自己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才会有最真切的感受，犹如醍醐灌顶。

今天，我们去湖州市长兴县采访“闪亮五年”成就报道中关于“教育券”的的部分。因为长兴县是浙江省率先推出“教育券”的地方。回顾五年成就，自然少不了这个“始作俑者”。

就是在这次采访中，让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感受到了“沟通”、“交流”的困难。纵使你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你预想中的采访对象却往往对你的话置若罔闻。

到长兴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9点45分大巴从杭州汽车北站发出后，我们估计最起码也要两个小时以后才会到吧，可是在车上睡了一会儿后，突然发现车子已经要下高速了。出口就是长兴。

吃过午饭，时间还早，教育局和学校又正在午休，怎么办？先是在街头瞎逛，后来为了查找资料，又到网吧坐了一会儿。

1点半，长兴县教育局的同志们已经上班了，我们就赶了过去。可是在这个部门，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或者材料。

在教育局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那里，我说明了来意。可他一听做“教育券”，就打断了话茬，“没有什么好做的，早就不搞了。现在义务教育都免费了，宣传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

紧接着，我又提出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前些年的总结材料，尤其是近一两的数据统计。但依然遭到拒绝。

我问，“高中呢，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应该还在实施‘教育券’的吧？”还是听到一句冷冷的话，“没有搞过。”

这个主任接着又说，“这也不是新闻了，你们没必要宣传了。”我晕倒，我明明就和他说，我们不是做什么新生事物的报道，就是五年成就的报道。宣传的是过去几年的成绩，当然不是新东西了。

费尽口舌，仍然无济于事。我们悻悻离开。

走上层路线行不同，我们只好直接找学校。离教育局不远处，就是长兴中学，这个县城里最好的高中。

在长兴中学的政教处，刚一开始，我们也没得到什么好接待。过了很长时间，政教处的主任才被我们说服，答应可以帮我们找学生过来接受采访。

就这样，今天才不至于狼狈不堪。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能够感觉出自己作为一个实习生的幼稚和差距，如果没有王增军，今天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呢。

在回杭州的车上，王老师和我说，关键还在于和人沟通。很多时候，的确会碰到态度很差的采访对象，他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很多次经历。但是作为记者来说，一定要学会在困难的情况下学会和人进行有效的沟通。该硬则硬，该软则软，拿捏好分寸。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

当然，这一切需要时间，锻炼、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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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火车提速

明天零点，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就将全面启动。

今天的任务，又离不开火车，这是我经历的第三个关于火车提速的稿子了。

16日晚上，从成都火车站开出了第六次大提速的第一列车，开往广州的K191次列车。因为它将在18日凌晨到达广州，所以为了和18日零点实施的新时刻表相吻合，它提前按照新的列车时刻表发车了。

在杭州，自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突然很冷。对于杭州来说，大提速是在寒风冷雨中进行的。

下午，我们又去杭州火车站。但是，站台上并没有我们想要的提前按新时刻发车的火车。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传闻中的“和谐号”CRH动车组，而且还是我们此前一直没有准确地搞清楚的“嘴对嘴”。

尽管这趟N530的列车还不能严格意义上称作“D字头”（明天投入运行的“D字头”用的就是这个车型），但车内服务等方面已经在模拟提速后真正的动车组了。杭州站的动车组的专用候车室，也已经在15日开放。

一直很困惑于这个稿子究竟该如何下手。因为我们对很多铁路上的专业知识缺乏了解（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一个记者对知识的渴求），所以即使有些问题铁路部门的人士不愿意回答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问，又该找谁去问。

走了一趟杭州站，唯一的收获是采访了一名站台上的客运值班员，和一位N530上的列车员，让他们讲了讲自己的工作在提速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从而也折射一下铁路方面的工作变化。

写稿子是件比较痛苦的事情，总是绞尽脑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等到稿子完成时，我们又无法准确判断到底是哪一趟火车在18日零点后第一个到达杭州，然后发出。杭州站和杭州东站有好几趟列车，相差时间都在20分钟以内。万一有哪个误点，我们究竟该写哪个呢？

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在凌晨一点左右，我们自己去火车站等车。

于是，00点45分，我和王增军分头行动，一个杭州站，一个杭州东站，要看个究竟。

谁知道，等王增军赶到东站之后，根据时刻表原来是第一趟进杭州的火车已经提前到站并开走了。

唉……

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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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几天拼在一起写

似乎，每次轮到我回家的那个礼拜，我总会有好几天的日志合起来写。上次我到家休息两天回杭州后，都已经不知道连着写了多少天的日志，也一样。

而且还把时间给记错了，记忆中我上个星期只有两天时间没写日志，可后来一看日期，才知道，原来是我周五根本就没有去报社，而是直接回家了。

 

4月11日

为了迎接省党代会，“闪亮五年”的成就报道开始了。

因为没什么事情，就被丁原波叫去帮他做一个关于“电子眼”的成就报道，按照策划方案，切入点是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这是杭州第一个将“电子眼”投入使用的街道。

按照预定的方案，我们联系了采访对象，也如约进行了采访。说实话，自己对这样的采访还是很难把握，很难摸得着头绪。一个是因为自己对这样的策划报道不是很吃得透，一个是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生而言，经验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并不多说话，有时候甚至是不说话，而是观察丁原波的一举一动，观察他的逻辑思维和他人交流的方式方法，不断地揣摩。

采访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王增军就打来电话，问我这边是不是已经完了。因为他那边接到一个比较紧急的任务，要做几乎是一个版的稿子，关于火车提速后公路运输的应对措施。

回到报社后，又帮他一阵忙碌。但是说实话，这种非纯粹社会新闻类的稿子，我在写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嫩。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有些语言的组织上不是很恰当。但是从整个逻辑顺序来说，还是把握得可以的，而且，废话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4月12日

上午赶到报社后，对昨天“闪亮五年”的成就报道做了一个补充报道，并把稿子赶了出来。

原本计划中，我只要写1500个字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当我洋洋洒洒地写完2500个字还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好象即使我要删的话，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无法在删除内容的同时，还能保持整个时间的完整性。

下午，和王增军去开了关于火车提速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跑过交通线，对火车又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还好我因为坐火车坐的比较多了，所以对火车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三脚猫”似的了解。

实不相瞒，晚上11点多，我们还在报社讨论关于火车的很多古怪的名词。

面对这样一个题材，同城媒体之间的竞争那是相当激烈的。为了稿子的准确性，我们反复核对纠正，晚上都已经1点多了，王增军还和我通了几个电话，就是为了再核对求证几个信息。

原来，新闻就是这么竞争的。

 

4月13日

昨天就已经决定，今天是不再去报社了的，而是在午饭之后，直接回家休息。

早上看报纸发现，关于火车提速的稿子，我们做了一个版不到一些，快报是三个版，钱报更是用了四个版。

虽然我们的稿子并不比那两家媒体差，但是由于版面不够，我们在服务性信息的处理上，显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理想。

 

4月16日

到报社后，问丁原波，那天的成就报道最后弄成什么样子了。他说，最后全都重写了，根本就没用杭州的这块东西，而是把义乌的情况拿出来当作重头戏来写了。上周五，他还专门因为这个事情，跑到了义乌。当天来回，晚上又把稿子赶了出来。

吃过午饭，也没什么事情，就被他叫上跑到萧山去了。一个安徽的24岁的女子用倒刀砍死自己的儿子后，又割腕自杀。

我们本想从背后挖点东西出来的，结果发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几乎挖不出什么东西来。只不过是获得了一点医院方面的一点猜测，她可能患有“产后抑郁症”。不过即使只有这一点，也是不小的收获，至少没有白跑一趟。

晚上回报社后，又是匆匆地赶稿子。